Ballads on the Ruins

果然是旧病复发，今天又开始听王菲了。

“我不是不快乐”，绝望而已。

“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

“知足常乐的侏儒”？可惜不是，如果是就好了…万事大吉…

翻了翻豆瓣上两个小组的旧帖子，发现我还是很极端，只是极端的方式与几年前有所不同。以前是用小说来麻醉自己，用小说来了解世界。现在呢？好像已经快停顿了，看的只是些工具性的东西，还是很难摸到而且极不实用的工具…

像是简陋的玩具指南针一样容易受到干扰，一点振动一点电磁场就会不停乱转，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和几年前相比似乎也没有太大变化。显然逃不掉的，逃不胜逃，也许还会掉进更厉害更陌生的干扰里（PS：停留原地似乎也是逃避的一种形式）；对自己也不够诚实，就算逃出生天也还是会自己去告密的吧…

很久没看过芥川了，虽然他的很多文章已经烂熟于心，但是重读的感觉还是会不同吧。不想去图书馆，81年出版的那个集子哪里能找到呢，山东版的全集简直就是对文字的侮辱…

————面无表情的分隔线————

芥川龙之介 - 暗中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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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东方阵营初尝自由

那是个阴霾寒冷的周四，一天里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似乎没什么能让这一天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转折，一场宣告那个失败的政治体系告终的狂欢。激动的人群在1989年11月9日午夜聚集在柏林墙之前，而他们的行动不是任何重要决定的结果，也不是什么英雄的壮举；促成柏林墙倒塌的不过是一个蹩脚的转述，一群困惑的边防警卫和一个对好日子的憧憬。

这并不是说这一被宣布为冷战终结的时刻的事件只是一场意外。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1985年坐上克里姆林宫第一把交椅并宣布变革开始，东方阵营便陷入了混乱。

1989年夏天开始，变革的步伐大大加快：波兰XX党在战后东欧第一次自由选举中惨败。匈牙利也不再充当铁幕的守卫，它在东德边境上撕开了一道口子，东德人从这里成群结队地前往西方。

东德政府身上的压力越来越大，但苏联并没能给他们帮助——相反，戈尔巴乔夫当年10月访问东柏林时，他警告东德同志们，或是变革，或是被推向历史的反面。

莱比锡、德累斯顿甚至是东柏林的街道上，东德人民游行的队伍越来越大他们的口号也从“Wir sind das Volk”——我们是人民，一个对变革的要求——变成了“Wir sind ein Volk”——我们是一个人，一个对统一的要求。

但是那个周四的早晨，并没有什么预示着“就是这一天”。围着西柏林的混凝土板之间的土地被照得通明，这是一片贫瘠的无人区，活跃在这片被严密保护的土地上的只有兔子。墙的一边，密密麻麻地站着302个有重火力装备的瞭望塔，另一边却只是几个方便西柏林游客给兔子喂食的临时平台。

那一天，我在西柏林。严阵以待的东德领导人正在为了政权的延续而挣扎，紧张气氛一看便知。他们仍然会给人们带来危险：后来我们得知，9月时候他们差一点就要向莱比锡的示威者开火。他们同时也一片混乱，拼命想要阻止人们逃向西柏林，想要消除要求变革的呼声。

那天，我们被告知东德领导人将宣布一个关于放松旅行限制的重要决定。他们的算盘是如果东德人民只要觉得不是那么受束缚，人们就不会那么想要逃向西德。

东德政治局成员君特•沙博夫斯基被指派在当天下午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新的旅行规定。在东柏林，我没办法把新闻发给报社，因此在他讲完话之前我就已经冲了出来，想赶在其他记者之前通过查理检查哨（C检查哨）。整个晚上，关于人们聚集在柏林墙两侧检查哨旁的报道满天飞。午夜时分，正当我在西柏林凯宾斯基饭店的房间里写稿的时候，有人敲了敲门。敲门的是我在东柏林的翻译，Victor Homola。

“我很忙，Victor。”我大声说道。

“但是，Serge…”

“现在不行！现在不行…”

等等！Victor是东德人。他不会被允许进入西柏林的！

他从来没到过西柏林！而且现在是午夜。

“Victor，你在这里究竟要干什么？”

“我正想告诉你这个。柏林墙开放了！”

新闻发布会之后，记者们围在沙博夫斯基旁边要他详细解释新的规定。有人问他，你的意思是不是柏林墙立刻就会开放？立刻，他带着困惑喃喃地说。几分钟内，西柏林的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就已开始向东德人宣布这个消息。柏林墙两侧的人们都围在了东德检查哨旁。

Victor当时也在场，就在波荷木大街的检查哨旁。那里的官员紧张地等待着命令——是要开枪镇压，还是要让他们通过。23点14分——沙博夫斯基说出他决定性的话4小时之后——官员下令打开边境。Victor是最早走向西德的人之一；不久，曾经分裂的柏林上演了一场宏大的派对。

这是一个美好的时刻，一个在20年后在20世纪的悲惨历史上占有神圣地位的时刻，一个今日需要努力回忆才能记起这个缺口的自发性和不可预料的时刻。

之后，我们在西柏林听到了关于“柏林墙倒塌”的各种各样的描述，大多数人称之为西德的伟大胜利，或者至少是东德亲西方“社会团体”的胜利。我们的自由与繁荣比“老大哥”与了无生气的XX主义阵营更有吸引力，XX党领导人已经再也无法让自己的人民相信XX主义优越性的鬼话，从这个角度来说，柏林墙的倒塌自然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然而，除了变革途径截然不同的波兰之外，领导东欧剧变的更多的是开明的（或是有雄心的）XX党人，而不是那里的持不同政见者。致命一击也是来自于内部——事实上是来自苏联——当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同盟者认识到他们的体制已经无法继续下去的时候，当叶利钦宣布苏联解体的时候。问题在于当局这么多年来完全否认社会问题之后，对问题的承认动摇了这个体制残存的所有信仰。

但说得诚实一点的话，1989年11月9日，没有任何一个专家——记者，政客，外交官或是分析家——能够想象拥有庞大的军队，存在着特权阶级，掌握着密如蛛网的秘密警察和告密者网络，能够严密控制信息的强大的XX主义阵营一夜之间便灰飞烟灭。东德的异见者们在与人交谈的时候只敢提及XX主义，自由点的旅行和一点点的经济自由。确切点说，两德统一并非完全不可能，但不是今天，不是明天，也不是十年之后。

我们可以再诚实些：柏林墙的存在让我们在西德的很多人某种程度上觉得有点踏实。它让我们觉得高人一等，它把我们的世界分割成有型的集团。很多美国人乐于认为是里根总统那句著名的“戈尔巴乔夫先生，拆掉这堵墙”推动了柏林墙的倒塌。但那是柏林墙倒塌两年之前的事情，而且那时候戈尔巴乔夫已经开始了决定性的改革。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是，包括撒切尔和密特朗在内的很多欧洲人直到最后一刻都还反对两德统一。

因此，也许是柏林墙倒塌时人们的自发性让这一事件成为XX主义世界崩溃的象征。柏林墙倒塌的原因仅仅是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支持它继续存在——苏联不再出手干涉，恐惧和谎言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警察们也不愿对民众开枪。它的倒塌只需要轻轻一推，在一个阴霾而寒冷的周四，沙博夫斯基先生不小心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他也带给我们一个有趣的讽刺，柏林墙的倒塌与它28年前的建立出于同样的理由——为了防止东德人民逃向自由世界。

冷战在两年后才完全告终。两德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重新统一，伟大的苏维埃XX主义共和国联盟之后却分崩离析。当时我已经回到苏联；那天是1991年12月25日，圣诞节。戈尔巴乔夫在那天早上宣布辞职。天空下着小雪，我的妻儿去了红场。

突然，我的妻子从一个电话亭给我打来电话：画着镰刀斧头的红旗从克里姆林宫降下了，晚上7点32分，旧俄国的红白蓝三色旗取代了它。没有派对，当晚我写下了苏联的讣告，“只有救世主塔上传来的钟声，一群惊讶的外国人的欢呼，和一个孤单的老兵的牢骚”。

派对很早以前就结束了。柏林墙倒塌之后，这一体制的空虚已暴露无遗，这场终曲在所难免，苏联解体的时候，新的复杂局面，新的地缘政治力量和新的麻烦早已生根。

20年来，美国仍是唯一一个超级大国。俄罗斯把苏联解体看过是一个耻辱，苏联的恶行已经死灰复燃。东欧的原XX主义国家都已经加入了北约和欧盟，但尖锐并且往往两相抵触的争执并未消除。没有了东西方在冷战时期定下的规则，在巴尔干、高加索和其它地方，传统部族冲突再次爆发。新兴的恐怖主义，还有那些远不如美苏负责的国家带来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取代了冷战时期的核均势。

然而，当我回首20年前那个晚上，我、Victor、我在西柏林的助手Thomas Seibert冲出饭店去柏林墙，胖胖的女出租司机对着人群大吼“Ich habe hier drei Pressefritzen！（车上是三个记者）”要他们让路，我还是能感到无比的高兴。

我还是能感觉到我们那些年里在东欧见到的不寻常而又最简单的自由精神——在波兰格但斯克的列宁造船厂，在布拉格的瓦兹拉夫广场，在布达佩斯，在罗马尼亚的泰梅什堡，在莫斯科“白宫”外的路障，在许许多多其它地方。

如果你曾置身于这些地方，曾经在1989年11月9日身处柏林墙，你就能看到一个所有权利与政治的算计被一种一心的探求所压倒的时刻。

这种探求，叫做自由。

译言地址：http://www.yeeyan.com/articles/view/trockeneis/67846

下雪的几个小时前，跟妈妈在电话里说天气预报总是扯淡…一声惊雷之后，就又下雪了…

柏林墙：有得，亦将有失

*敏感词请点击The Economist Logo查看原文，可能有脱漏与过分意译

过去的20年间，经济自由的步伐已经快过了政治自由。两者的变化都不应被看作是理所当然。

“正是在分裂的欧洲上的分裂的德国中央的分裂的柏林，冷战最终变成了一场东西之间的街头聚会。” 20年前的报纸写道。即使对那些相信西德终将获胜的人来说，柏林墙的倒塌也相当出乎意料。当20多万东德人借匈牙利开放边界的机会涌入西德时，东德政府决定修订束缚人民多年的旅行限制。当被问及新规定的具体生效时间时，毫无准备的东德宣传部长含糊地说：“据我所知，即时生效。”这句话出现在电视报道中之后，柏林人疯狂了。困惑的边防警察让人群通过了，一周之前，他们仍可射杀这样做的“同志”——人们兴奋地推倒了这堵曾经分裂世界的墙。西德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对此毫无准备，当时他正在国外。

直到现在，1989年11月9日铁幕的倒塌还是很多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千百万人从此获得自由，带来核威胁的全球性对立亦告终结。对自由的西德人来说，这也是对已有的胜利和继续奋斗的提醒。

记住斯塔西，也别忘记冰箱

过去20年里，经济自由比政治自由走得更远。20年前 “和平的世界新格局”的话已经远去。民族主义、宗教或仅仅是“害怕他国”带来了新的分裂。很多国家，唉，包括前华约国家、大部分阿拉伯国家和【敏感词】，依旧无耻地延续它们压制人民的独裁体制，而不是确立无可辩驳的民主(注：The Case for Democracy, 也是夏伦斯基著作《民主论：克服暴政和恐怖的自由力量》的英文书名)。当西方国家领导人访问莫斯科、利雅得和【敏感词】的时候，对人权问题他们只是含糊其辞。“这些政权会延续下去”已经变成了他们的前提。

相比之下，“全球化”这个意味着更加自由的货物、资本、人力和思想流通的名词已经变成了贸易领域的主导原则。这并不是说全球化已为所有人所接受：看看多哈回合谈判的艰辛吧。但是公开反对全球化的地方越来越少了。在经济领域，反自由主义不得不借助于那些仍试图接纳它的政府伪装自己，它会强调“有【敏感词】特色的资本主义”“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或是“公平贸易”。即便是经济危机之下，工商阶层仍然认为世界将结合得更加紧密：谁能抵抗经济逻辑和技术？

要弄清楚为什么会存在这种前提并不困难。想想经济自由主义的两次胜利吧，它们在当时都在某种意义上被低估了。第一次被低估的是它在20年前的角色。涌向西德的东柏林人并不只是在逃离斯塔西；他们追求的还有冰箱、牛仔裤和超市里的可口可乐。从那往后，共产主义和它所有的坦克与导弹都只不过是一种效率更低的经济机器而已。戈尔巴乔夫无愧于他所得到的赞赏，他让这么多“ 农奴(被压迫者)”平静地逃离；而苏联的解体也只是因为它不能生产这些东西。

尽管从专业角度讲，当前的全球化潮流在柏林墙倒塌以前就已经兴起，全球化却得到了它的推动而加速前进(全球化这个词在1986年以前很少出现在《经济学人》上，直到1990年代才得到广泛应用)。如果半个欧洲仍在铁幕之下的话，全球化的意义便会小很多；如果一个仍然在某种意义上值得信赖的第二选择存在的话，新兴世界很多一直以来都奉行集权体制的大国，如巴西、印度甚至包括【敏感词】，对外开放的步子都会慢很多。

这一点点明了第二个被低估的成功。如今，人们太多地用一些银行家的过分行为来评判资本主义制度。但当历史学家书写过往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历史时，雷曼兄弟和“剪刀手弗雷德”爵士所占的篇幅会比5亿人脱离贫困走向中产阶级要少(得多)。这一成功的意义并不局限于成功本身——经济史上最大的进步。这也促进了其它凌乱的自由：看看如今各种好的坏的疯狂的思想在世界各地的流转吧。

最后，不管【敏感词】领导人在奥巴马本月中旬访华时候会跟他说些什么，经济和政治自由已经结合在了一起——并不像人们在20年前想象的那么紧密，但确实已经连结上了。朝前看，【敏感词】那些执着于互联网的新兴中产阶级终将去寻求超越经济自由的东西。变化也许会像1989年那样出乎意料地来临。即便是那些最可怕的专制堡垒也终将被打破。当年是昂纳克和齐奥塞斯库，明天也许就会是卡斯特罗，内贾德或是穆加贝，未来有一天会是查韦斯，甚至是【敏感词】。

市场前的马克思

也许有一天，政治自由永远赶不上经济自由的前提会令人高兴地被证明是错误的。问题在于，这两者之前的差距也可能会由另外一种方式弥补。政治也许会让经济自由的进程减速甚至是反转。

对西方的自由者来说，即使是对像本文一样毫无保留地信奉开放市场的人来说，这意味着面对一些与他们广为人知的信条相关的不快的事实。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对它们腐朽的共产敌人的胜利并不能保证他们得到足够的选票。正如马克思在19世纪全球化的上一个跃进期间所提到的，比较优势的魔力可能会令人厌烦——也非常残酷。它在身后留下了一大群失败者的集中营(比如一个轮胎工厂)，而更多的赢家(开着更便宜的汽车的每一个人)却大不一样。它让富人变得很富：全球化市场的奖池要比本地市场大得多。同时，资本主义总是在走向巨大的繁荣或是毁灭。

最重要的是，政治冥顽不化的只着眼于当地。所有经济上的一体化都没有相匹配的政治体现。就当前的全球格局中的全球担保人这一点来说，这是美国的问题，随着全球化进程的继续，她将失去相应的权力。得益于美国在输出自己成功的秘密上的慷慨，中国已经快要与它比肩而立，其它的新兴经济体也正加速赶上。在美国，受到民众支持的保护主义正在急速膨胀。

人类历史上，受伤的自尊和排外情绪往往会战胜经济上的理由。不然的话俄罗斯为什么要威胁它的石油买家？英国人为什么要妖魔化欧盟？在一个理性的世界里，【敏感词】不应该助长国内的反日情绪，富有的沙特人也不应资助外国的伊斯兰极端分子。众多在自己的黑莓机上忙昏了头，来不及担心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商人们，想想凯恩斯对1914年8月以前一个成功的伦敦人的描述吧：在床上喝一口早茶，通过电话在全世界采购货物，认为全球化在当时已是“平常，确定和永恒的，除了在未来进步的方向上”，把“军国主义政治”与“种族和文化上的竞争者”当成是“报纸上的花边新闻”。

准备着，时刻准备着

对全球化弱点的认识或将强化西方人保卫它的决心：从好的一方面缩小政治和经济全球化之间的鸿沟。这包含了很多内容，从推动人权到设计更好的就业政策。但这同样也需要我们保卫1989年以来资本主义相比西方政治家们更强有力地带给世界的无数益处。也许最重要的是，不要一切想当然。

译言地址：http://www.yeeyan.com/articles/view/trockeneis/67239